今年53岁的张女士，前年春天查出宫颈癌并接受了手术；去年11月复查，医生告诉她，癌症又复发了，还是恶性程度很高的低分化癌。她接受了医生的建议，马上开始放、化疗。可谁知道，才做了两次放疗，医生突然告诉她，病理诊断可能出错了，治疗叫停。
没复发？当然庆幸，但庆幸之余，张女士又生气又失望：担惊受怕一个月，全家的生活都乱套了。她希望医院调查后，给一个说法。近两个月以来，张女士和家人一直在和医院交涉，但对院方给出的解释，他们不理解也不满意。
张女士正做着化疗，护士突然说治疗停下来
4月，张女士在位于杭州的一家专科大医院做了宫颈癌手术，子宫、双侧附件都被切掉了。术后诊断，宫颈癌IB1期，医生告诉她不用做放、化疗，定期复查即可。
之后，她每3个月就去医院复查一次，都没有异常，直到11月。
这次阴道镜检查发现HPV亚临床感染，医生建议她做个病理切片。11月8日，病理检查结果出来了，诊断为：低分化癌伴坏死及部分区退变。
六神无主的张女士，在儿子儿媳的陪同下又去了这家医院。他们找了一位姓杨的专家，杨医生建议她尽快手术；她又找了第一次给她做手术的陈医生，陈医生则建议她尽快接受放、化疗。
两位专家，两类不同治疗方案，听谁的？家里人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再去上海。
3天后，儿子陪着张女士去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，找妇科专家程玺。看了他们带来的病理报告（上面附有切片图像），程医生的建议是尽快放、化疗。
3位医生，2位支持放、化疗，那就回杭州做放、化疗吧。
11月21日，张女士在出具这一病理报告的医院办了入院手续。21日、22日，接受了两次放疗后，医生通知她23日早上接受化疗，但这次化疗结束后，还需要继续第三次放疗。
23日那天，张女士接受化疗刚挂上了第三袋药水，护士突然走进来。张女士记得很清楚，当时护士嘀咕了一句“不是不挂了么？”语气有些意外。
“我听了有些急了，难道我身体那么差？化疗都做不了？”张女士听了心里有些不安。
过了一会儿，医生进来了，告诉张女士，病理报告可能有误，需要停止正在进行的化疗。张女士带来的出院记录，上面写着，接到病理科通知，患者病理切片需要重新阅片，故停止同步放、化疗。
追问了那么多次，为什么没人说再查一遍？
当天，医生带着张女士又做了一次病理检查，第二天出具的病理报告上，医生修正了报告：目前肿瘤诊断证据不充分，不予继续治疗，密切随访。
张女士没办出院手续，直接回家了，心里窝着一肚子火，“第一次说癌，我还不急，这一次真的崩溃了。”她回忆，那几天，家里吃饭静悄悄的，大儿子陪她聊天，说起自己的工作、未来的打算，她心里更难受，“苦了那么多年，拼了那么多年，儿子出山了，我没福享了。”她跟大儿子说，妈妈有个万一，你要照顾好弟弟。
担惊受怕一个月，张女士百思不得其解，相当于癌症判决书的病理报告，怎么能出错？
她回忆起一个细节，杨医生看到第一张病理报告时，马上给病理科打了电话，找报告上签字的余医生，但余医生人不在。
“会不会当时杨医生就有怀疑，我之前是早期鳞癌，这次复发怎么变得那么恶性？”张女士觉得，如果医生有疑义，当时就应该搞清楚，她就不必白白吃放疗的射线了。
“我们曾多次询问医生，怎么复发得那么严重？但没有医务人员在给我们治疗前再复查。”前面血液查出来，几个指标阳性，心里还有一道防线，病理报告一出来，感觉最后的希望没了。医生都说病理检查结果是金标准，对癌症的判断是一锺定音的。
医院解释：医生过度诊断
12月初，张女士去了趟医院，医院专门负责医疗纠纷的两位医生接待了她。对张女士的疑惑，医院是这么解释的：
为什么病理报告会出错？
“病理科的医生也有下面医院来的，规培的、进修的，也有刚刚新来的，科里讨论分析过，很可能呢，经验也不丰富，显微镜下看错了……肯定是病理科的差错。第一关，年轻医生看了以后，报告就出来了，审核的医生，不是很仔细。主要分析就是这个原因。”
做了两次放疗，对身体有没有影响？
“整个疗程完成，对任何人都有后遗症，照（放疗）了两次，绝对没有问题的，回过头来想，应该庆幸，没有造成很大伤害。
近一个小时的谈话，双方还都心平气和。但是，张女士和戚先生对医院的答复并不满意。
之后戚先生又去了一次医院，接待的还是那两位医生。但这一次，他们的说法变了：下诊断的不是进修医生，就是单子上签字的余医生，有十多年工作经验，标本到病理科，首先要有人接收、核对；然后切片，可能由低年资医生来做，切完后，放盒子里，固定、脱水、浸蜡，然后切片；切完后，再把蜡去掉，接下来染色。
除了染色是用机器，其他环节都是人工完成，中间就可能出错，比如贴标签，虽然有核查制度，面对很多切片，可能出错；看片的时候，也可能张冠李戴。
“但经验也还是有限，考虑到你妈妈也有这个病，比较谨慎，是过度诊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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