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才却孤独：他苦等才入行 得成龙赏识 却死于癌症

在华人导演里，把谁称为“天才导演”比较合适？

张艺谋、李安、王家卫……估计大部分人都会想到他们，但是有一个人的名字，却在文艺青年的心中熠熠闪光，他就是杨德昌。

记得以前文艺青年还吃香时，年轻人谈恋爱时，为了表现自己的电影品味，很多人会提到杨德昌的电影：

姑娘，我是个文艺青年，我们谈恋爱吧。你都看过啥呀？牯岭街……你知道吗？哇靠，牛叉啊，这片我也很喜欢。

但是今天，文艺青年不太吃香了，年轻人谈恋爱都随身常带房产证了，不过，我依然想聊聊杨德昌，直到今天杨德昌的电影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和《一一》，仍是文艺青年心中的神作。

杨德昌本人的经历，也十分传奇：他苦等才选择做电影导演，拍了20多年电影才被国际认可，好不容易熬出了头，和成龙谈好合作，却因为癌症离世，年仅60岁。

1.

杨德昌，1947年出生在上海，祖籍广东梅县，父亲在当时国统区的中央印制厂工作，母亲受聘于传教士，后任职于中央信托局，这两家机构都是当时中央银行的下属机构，所以他的父母也得以相识，虽然父母的单位都看起来十分重要，但是杨德昌一家并不富裕，父母每月的工资，都会寄回老家。

1949年，2岁的杨德昌被父母带到了台湾。

6岁时左右，杨德昌开始接触日本漫画，尤其喜欢手冢治虫，在哥哥的影响下，杨德昌开始创作漫画，在班上传阅。

日本漫画，是杨德昌最早的艺术启蒙。

同时电影也进入了杨德昌的生活，6岁时，杨德昌坐在台北一家漆黑的电影院里，全神贯注地看完了美国西部片《血战勇士堡》，电影中的牛仔、美女、战斗等，都深深吸引了杨德昌，第二天他将故事一遍遍讲给同学听，连嗓子都哑了。

从那一刻开始，杨德昌就爱上了电影，日后，杨德昌说那是他第一次艺术上的“顿悟”。

1962年，杨德昌考进台北市立建国中学——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，正是记录的这段生活。

当时，台湾迫于形势压力，会定期上映西方电影，杨德昌的父亲是电影爱好者，经常带孩子去看电影，杨德昌得以接触了费里尼、伯格曼、布列松等一批欧洲名导的作品。

在选择大学专业时，杨德昌的第一理想是建筑专业，但是迫于当时的台湾社会风气，杨德昌为了“做一个孝顺的中国式儿子”，选择了电气工程专业。

杨德昌年轻时

“通常来说，在台湾做电影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旧的政治领导层的影响，他们不愿意在文化领域做出建设性贡献，或者说是任何可以提升民智的事情。

他们鼓励所有人从事科学，工程和数学工作，进入任何实用领域，所有大学入学考试，在人文社科方面，会给你很低的分数，让你灰心和失望。

他们努力说服家长，让他们树立一种社会价值观，那就是从事人文学科的人在社会上低人一等。”

大学毕业时，杨德昌在老师的建议下，进入了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修读计算机专业，在1974年取得了硕士学位。

从1974年开始，杨德昌开始在华盛顿工作，在西雅图做软件设计，这种朝九晚五的生活，在30岁时，杨德昌就觉得自己无比苍老了。

1977年，年满30岁的杨德昌，面临着自己的人生选择，到底是选择第一理想建筑还是电影？

当时的杨德昌曾向哈佛和麻省理工的建筑系提交入学申请，并都收到了录取通知。

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电影。

“有一天，我路过一家电影院，那里正在放映《阿尔基，上帝的愤怒》，我就进去了，当我从电影院走出来时，发现自己俨然成为了一个和过去截然不同的人。

可以说，对我产生影响的并不是这部电影的风格或美轮美奂的影像，而是导演创作电影的精神，这是我前所未有的。

我必须在垂垂老矣之前做些我热爱的事情。”

1981年，杨德昌决定回台湾做电影，那一年，杨德昌33岁，读书加工作，在美国生活了。

在美国的时候，杨德昌曾在南加州大学电影系进修了一段时间，却很快就离开了，因为杨德昌觉得电影学院培养的是电影工作室的雇员，而不是电影导演。

杨德昌艺术家的孤傲性格，在这时就有所展现。

这段经历，可以说是失败的，但是却给了杨德昌一个进入电影行业的契机，在那里，杨德昌遇到了同乡余为彦，1981年杨德昌返台时，正是受到了余为彦的邀请，为电影《1905年的冬天》做编剧。

《1905年的冬天》以李叔同为原型的故事，在香港拍摄，主演是现在著名导演徐克。

在杨德昌的电影事业起步期，有一个人起了关键作用，那就是才女张艾嘉，当时的张艾嘉已经出演了多部影视剧，在两岸三地都有一定的知名度。

那时张艾嘉对于当时台湾轻视女性的社会风气十分不满，决定大力宣扬女性主义，开拍一系列的电视剧，叫《十一个女人》。

其中，每一个单元剧，都找一位新人导演来拍摄，尤其是有留学经历的，杨德昌刚好获得了机会。

杨德昌与张艾嘉

杨德昌执导了其中的一个单元叫《浮萍》，本来一个单元剧只有一个半小时，但是杨德昌却写下了厚厚的剧本，拍出了两个半小时，严重超时，张艾嘉灵机一动，把《浮萍》分为上下两集来放映。

最后整部作品都非常成功。

杨德昌对于自己的作品，毫不妥协，别人不能修改。

拍完《浮萍》后，杨德昌就去了香港，找到了当时活跃在香港的年轻电影人们，当时徐克等，都和杨德昌是好朋友，有人建议杨德昌参与林岭东的电影《阴阳错》编剧，当时有四个编剧一起合作，后来因为拒绝妥协和过于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，杨德昌不得不离开了剧组。

杨德昌又重新回到了台湾。

当时台湾的电影，绝大部分还是由政府控制，以拍摄“健康写实主义”为主，简单地说电影要有教育意义，符合传统中国文化要求，作品从制作、选角和最后上映，全部由中影（台湾的中影）说了算，在意识形态和审美上都被严格控制。

新的电影人苦不堪言，又没有出头之日。

明骥

这时中影领导层中有一个人叫明骥，是个实干家，他看到政府制作了老电影成本越来越高，但是年轻人看得却越来越少，决定打破常规，发掘一些年轻导演，制作一些低成本电影。

在明骥的支持下，当时明骥的两位助手，吴念真和小野，召集了一批新人导演，拍摄了一部分段式电影叫《光阴的故事》。

《光阴的故事》和《小毕的故事》、《儿子的大玩偶》一起开启了台湾新电影运动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。

1983年，似乎是新生代导演的幸运年，空气中散发着新鲜的气息，一批新导演登场了，而老导演则逐渐式微，那时人们聚集在杨德昌的家中，每天谈论着电影。

“我们甚至不上锁，那里没有什么好偷的。”

“三个月中，杨德昌写了18个电影计划，其中一个被拍成了《海滩的一天》，另外17个都被放弃了。”

导演柯一正回忆道。

“我们没有钱，当然别人也不愿意给我们投资，但我们分享着彼此对电影的梦想。”

1983年，杨德昌导演、张艾嘉主演的《海滩的一天》上映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杨德昌和张艾嘉甚至发展出一段暧昧关系。

但是，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一开始被打晕头转向的旧电影势力，很快反应了过来，重新占了上风，新电影的反对者占据了各大媒体，明骥也被取消了中影总经理的职位，不得不含泪离场。

杨德昌和侯孝贤，这两位台湾新电影的旗手不得不联合起来，合作了一部《青梅竹马》，但这部电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票房失利。

在这样的处境下，1986年，杨德昌和侯孝贤等54名电影人发布了《台湾电影宣言》，呼吁三大体系，政策体系，大众传播和评价体系，能够给新电影一条生路。

但是宣言并没有达成效果，反而招致了更大的质疑，失望的杨德昌表示：

这是终结的开始。

杨德昌和侯孝贤也分道扬镳。

1989年，侯孝贤的《悲情城市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扬名国际，而此时杨德昌是《漫画周刊》的主编，杨德昌曾有一段时间在艺术学院教授电影，教学方法非常开放，与学生见面第一天他就说，如果你不想听我的课，就不必来了，最后也能拿到学分。

但是因为教学方式太开放，杨德昌被辞退了，后来学校变得越来越保守，当年张震已经出演过李安的《卧虎藏龙》，但是在台湾艺术学院面试时，竟然没有被录取。

他们大概认为很难让张震俯首帖耳，或是不能镇住他。

直到5年后，杨德昌才推出自己的代表作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。

今天，《牯岭街》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经典，但是在当时的台湾上映时，却遭遇了票房上的惨败，在《牯岭街》上映的第二天，就有一家私人电视台违规播放了这部电影，给了《牯岭街》票房上的致命一击。

而《牯岭街》的国际命运也不好，在戛纳展映时，人们只看到了删减版，这部4小时的杰作被删减后，并未引起国际影评人的关注。

杨德昌接下来的几部作品《独立时代》、《麻将》等，商业收益都不好，他也没能像侯孝贤那样，获得国际上的投资。

直到2000年，《一一》上映时，杨德昌拿下戛纳最佳导演奖才被国际认可，而《一一》的投资方来自日本，甚至在台湾并没有立即上映。

杨德昌曾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：

我努力将一切尽可能的表现得均衡，不应该过度渲染，也不必平淡无奇，就在场地的正中央，只有这样最具有普遍性，才能感动更多的人，而且事实上，这也是最具有戏剧性的。

当你做了一部这样的电影，就如同是给一位挚友写了一封很私密的信，这部电影所获得的成功并不会刺激我的虚荣心，但了解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多的人懂你，是件让你心情愉快的事情。

在完成杰作《一一》后，杨德昌创办了自己的动漫公司，获得了成龙的青睐，2002年，成龙曾找到杨德昌，希望合作一部文艺片，但是文艺片没拍成，决定合作一部动画片，以成龙的人物形象制作一部中国风动画《追风》。

让人遗憾的是，动画尚未完成，，杨德昌就因为结肠癌离世，这部《追风》成了杨德昌的遗作。

有人说，杨德昌的性格特征可以解释他的悲情命运，所有人回忆起杨德昌时都说，尽管他人和蔼可亲，却始终固执己见，从不妥协，在拍电影上尤为明显。

很多人都说起杨德昌不假思索地就认为自己的见解优于其他合作者，杨德昌对自己的才能非常有信心，也从来不掩饰他的自豪。

徐克曾说，在刚认识杨德昌的时候，那时候大家都是默默无名的年轻人，杨德昌在自己的T恤上写着“赫尔佐格，布列松，杨德昌。”

前两位都是欧洲电影大师。

杨德昌曾在欧洲推销自己的《独立时代》，结果遭遇惨败，不是杨德昌漫天叫价，而是他真的认为，自己的作品的确有如此高的价值，配得上他所要的价格。

杨德昌曾多次说到，像他这样的人，在台湾始终是边缘人，因为他在美国生活，又常常批判台湾社会，经常被人排斥，但是他始终认为，电影应该介入生活，是人认识世界的方式。

法国新浪潮名导戈达尔曾说，导演通过电影表达自己的想法时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说出来。

杨德昌从不吝啬在电影中进行“传道”，几乎他的每部电影，都要很多直白又质朴的台词：

电影发明以后，人类的生命至少延长了三倍。

我们是不是只能看到一半的事情？

你知道吗？我每天从早忙到晚，但是一点都不开心。

做的都不是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怎么会开心？

这些台词质朴又触动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，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写照，我们司空见惯，却浑然不觉。

在1991年，《牯岭街》上映后，杨德昌曾写下文章：

我一直不相信在高中里学到的知识，因为他们都和我自己亲眼看到的恰恰相反，近一百年来，我们生活的世界里，真理被扭曲了，这很可怕，不过还好，智者和天才们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的艺术作品，像雕塑、建筑、音乐或者文学，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作品了解世界。

这样，后世的人可以一步步接近并发现真理，寻回对人性的信任，这正是电影导演要为后人所做的事情。

感谢杨德昌这个天才，为我们留下了《一一》和《牯岭街少年杀人时间》这样的艺术作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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