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圳到底有多“深”？——关于《深圳 深圳》

文丨李 跃

“深圳呵深圳，你到底有多深？”

这是很多年以前，具体地说，是二十多年前我写的一篇随笔的标题。

其时我南下深圳不久，对这个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城市的一切充满了好奇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——敲出这几个字眼时我就觉得它好遥远——我揣着边防证，从长沙来到深圳。其时另有一个选择是去珠海，家乡文联主席、已故作家鲁之洛先生在那里办报，招呼我去。恰在这时，前同事邓卫兄告诉我一个消息，深圳一家金融类报纸要扩版，需要人手，他推荐了我。

略有犹豫，在南下的火车上，我最终没有在广州下车转道去珠海，而是直接坐到终点站深圳。毕竟，在几大沿海特区中，深圳的名头最响，至今记得，当年在学校图书馆里，读到某期《人民文学》上一篇关于蛇口与袁庚的报告文学，对热气腾腾的深圳心驰而神往之。

彼时深圳最繁华处要数国贸大厦一带，而报社就在国贸斜对面的国商大厦。东座8楼。至今我仍能准确地背出这样的地址。而宿舍先在黄木岗安置区，那恐怕是一个“老”深圳才知道的地名，如今早已辟为公园；后在车公庙，当时是一个拥挤着流水线与打工妹的工业区，而今也早已蜕变为一个由金融白领占据的高档商务区。

这样的变化也是城市变迁的一个注脚。对深圳来说，唯一不变的可能就是“变”，正如我在一首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诗中所写，“很少有哪个城市像深圳一样，历史的密度是如此之大”，各种与改革有关的密集的历史性事件，“为时间赋予了从未有过的重量。”这是一座快速旋转的齿轮上的城市，每个人都像拧紧了发条一样，以奔跑的姿态生活。一座能够为人生提供更多可能性的城市，或者说，这是一座很“深”的城市，深到你甚至看不到明天的样子，因为这里每天都不雷同，也许明天你就成功实现了身份的切换。

不知不觉我的深龄已超过了二十年。我从未想到过，有一天，我会与这座南方之南的城市结下如此深的缘分，我的生命留驻在这里的时间长度，已经超过了那块养育我的故土。并且，毫无疑问，我还将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。

故土越来越模糊，而深圳愈来愈清晰。和很多深圳人一样，当最初的新奇感过去，我也急切地想探寻城市的前世今生，想深入城市的脉络，了解并熟悉它的一切。

这也是我接受出版社邀请，写作《深圳，深圳》这本书的缘由。海天出版社社长聂雄前先生是我敬重的师长，当年在湖南时，就已是有名的文学评论家。虽然他的湘乡普通话不容易懂，但他的文字包括他关于深圳的文字很容易进入我的内心。当他嘱我为深圳写点什么的时候，我将这看成是寻找“深圳到底有多深”的答案的一次契机。

必须承认，在相关资料的搜集过程中，在写作过程中，我发现我过去对深圳的了解其实有限，有大量的空白与盲点有待填充。比如，前面说过，我来深圳的第一站，是位于国贸对面的国商大厦内某报社，曾经，我像熟悉自己的掌纹一样熟悉那里的街道与店铺。但直到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整个国贸片区包括罗湖火车站一带，原先有一座山，叫罗湖山。

按照最初的规则，首先开发的不是罗湖，而是福田区的上步一带，因为其时上步地势开阔平坦，开发成本相对要低。但是，一场意外的大雨导致罗湖口岸被淹，也导致决策者对规划进行调整——其时港商基本上是通过罗湖口岸进入深圳的，如果一入深圳面对的就是坑坑洼洼、逢雨就淹的景象，怎么让人家有投资信心？

于是决定先开发罗湖，搬掉罗湖山。搬山当然是一个巨型工程，只是，它不像蛇口开山炮那么有名，留下的影像资料有限，而今，我们只能通过想象去还原彼时的浩大场景了——在这里，我觉得，“大”还是一个隐喻，改革开放一路走来，从来就不是一条坦途，没有一点大勇气、大担当、大格局、大视野、大气魄，深圳之“圳”，何以能成就今天的海阔天空？甚至可以说，深圳是人类文明史上一部宏大的发展史诗。这并非纯粹的抒情。

“万山不许一溪奔，拦得溪声日夜喧。到得前头山脚尽，堂堂溪水出前村。”

关于深圳的文字很多，作为一个巨大的磁场，将“深圳”二字放进标题里，就是一个可能吸引流量的卖点。但是，我还是希望，我的这本小书与任何一本关于深圳的有所不同，通过它，通过书中对深圳历史、地理、人文、经济等维度的临摹与梳理，通过对一个又一个改革现场的聚焦与还原，你能从中发现一个与以往习见中不太一样的深圳，发现一个更立体、更有质感的深圳。

最后我还想说，改革开放是这个时代的共识，是我们最大的公约数。没有改革开放，就没有深圳，没有无数人因此而改变的命运——比如我，很大概率会继续困守在湘西南某个山村，没有可能与深圳，与这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人，与这么多美好的事物产生交集。

继续改革开放，拥抱世界，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之锚。

[责编:戴蓉]

[来源:新湖南客户端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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