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是上海图书馆培养出来的，进上图那年十几岁，还像个孩子。”1944年出生的赵嘉福指向后排家人的位置，“比我两个外孙女现在的年纪还小。”
赵嘉福1961年进入上图，从事古籍书画修复装裱、碑刻传拓等工作，经手修复大量古籍善本、名人尺牍、碑帖拓片、民国舆图、盛宣怀档案等，并参与众多国家重大修复项目，包括国家图书馆善本《赵城金藏》、明代《西厢记》，嘉定太仓古墓出土古籍，清华大学抗战时期受损古籍等珍贵文献。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修复师生涯中，赵嘉福带领团队抢修了大批饱含中华民族宝贵历史记忆、思想智慧和知识体系的文献资料，令众多命悬一线的历史文献“起死回生”。
今天（8日）上午，上海图书馆为赵嘉福举办古籍修复从业六十周年座谈会，“当时做这个工作，用上海话说，哪能想到会噶红？过去是默默无闻的。怎么坚持60年？可能今天说起来有些落伍，那就是‘干一行，爱一行’。当初学这门技艺，完全没有名利思想，安排你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不但要做，还要做好。”
一旁，赵嘉福的夫人、同样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多年的姚卫笑他：“坐了50年冷板凳。坐热了，你的年纪大了、身体不好了……”
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、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杨光辉也在座。起，赵嘉福受聘担任该院首批特聘教授。在此之前已因肺癌动了一次大手术的他任教不到一年，再次因病动手术，仅仅调养半年，又回到了学校。赵嘉福说，从事这一行一辈子，有责任把手上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传给年轻人。
从二胡手到修古籍的人
赵嘉福是上海人，小时候喜欢音乐，1960年初中毕业，考进上海民族乐团拉二胡。三年困难时期，文艺单位压缩编制。1961年，他面临转岗。当时有两个选择，一是上海博物馆，一是上海图书馆。这一年，赵嘉福17岁，对两家单位了解不多，以为到博物馆是当讲解员，到图书馆就是处理借还书。因为普通话不好，他自觉无法胜任讲解员的工作，于是进了上图，被分配到古籍修复小组，这才知道图书馆不单是借书还书。
古籍修复行当由来已久，以往主要存在于民间书画装裱作坊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上海图书馆作为当时全国最重要的文献公藏机构之一，汇集了一大批古籍修复名家，包括古籍修复大师曹有福、碑刻传拓圣手黄怀觉，古籍版本学名家潘景郑、瞿凤起等，可谓卧虎藏龙。
在全国业界，赵嘉福以掌握古籍修复、碑刻传拓、碑帖书画装裱等技艺之全面而闻名，碑刻传拓尤其擅长，他的师父就是黄怀觉。“我跟黄先生学习，是传统师父带徒弟的模式。刚开始学习，师父给了两把刀，先磨几个月刀，哪天师父看你刀磨得不错，允许你帮他磨刀了，那才是认可了。师父干活的时候，在旁边看，打下手、递工具，然后自己再慢慢上手。反复模仿、揣摩师父的手法、刻碑的节奏，甚至声音。到最后关着门，我在里面刻碑，外边人听声音、节奏都跟师父一样。这就算可以了。”
“我受这些老先生的影响很大。”赵嘉福一直感念上图老馆长顾廷龙的知遇之恩。除了学习古籍修复专业技术，顾廷龙馆长还特别注意培育年轻人的文化修养，亲自教他们写毛笔字，并请馆里的潘景郑、瞿凤起两位老专家轮流授课，讲古代汉语，教版本目录。
1964年，中央图博文物局面向古籍修复人才开培训班，赵嘉福得以跟随北京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张士达先生学习了两年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古籍修复、碑刻传拓的“南派”代表人物即上海图书馆的曹有福、黄怀觉，北派的代表人物正是北京图书馆的张士达，被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称为“国手”。赵嘉福则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古籍修复专家，南派、北派的古籍修复技艺在他的心中、手中糅合。用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的话来说，“从北京归来，赵嘉福就成为当时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的当家小生”。
除了修复古籍，赵嘉福还在上海各地留下了众多石刻作品。碑刻是一门古老的传统艺术，并非机械地将书法作品复制到石碑上，而是要在篆刻过程中体现出原作的精神气韵，需要刻碑者有深厚的书法功底与艺术理解力。每次接到碑刻任务，赵嘉福反复揣摩原稿，力求百分百还原原作的笔势、艺术特征。
碑刻也是一门艰辛的室外长期作业。赵嘉福带领团队冒着严寒酷暑，顶着石灰粉尘，在刻刀敲击岩石的叮叮声响中，创作了一块又一块蕴含着上海文化精神、纪念意义的石刻作品。如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革命英雄纪念碑、华东师大碑、顾廷龙书沈钧儒生平碑、邹容墓志铭“革命军中马前卒”、徐光启的碑廊、以及由党和国家领导人题写的“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”“世纪大道”“上海市民主党派大厦”等，累计上百块，成为上海一道新时代的文化景观。
“上世纪80年代，赵老师来嘉定刻碑，不仅分文不取，都是自己坐公交车来的。”原嘉定博物馆文保部主任、赵嘉福的学生金蓉回忆。华东师大有一块“大师石”，石长10.8米，高3.2米，重110吨，正面刻“师大”二字，也可读作“大师”，落成时是上海最大的独体石刻，亦出自赵嘉福之手。“这么大的石刻，阴刻好还是阳刻好？赵大师想出了‘不阴不阳’的刻法，先阳刻再四面勾印。这是大家没见过的刻法。”周德明说。
从师徒相授到多种培养模式
，上海图书馆“碑刻传拓及拓片装裱技艺”入选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。，赵嘉福被确定为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。
赵嘉福从业的近60年，背后正是新中国古籍修复事业发展历程的缩影。“从小生到老生再到新生。”周德明如此概括。
“赵嘉福的手也曾挑过担、挖过土，开过防空洞，那段时间也是古籍修复的低潮期。”即便是在那段“角落里的时期”，赵嘉福始终没有放弃这门手艺。1989年，文化部图书馆司委托上图举办古籍修复培训班，面向全国招生。赵嘉福担任培训班主讲老师，由上图指派参加培训班的张品芳、邢跃华拜赵嘉福为师，由此成为该馆最后通过师徒相授习得技艺的古籍修复师，也就是新中国的“第二代”、上图的“第三代”古籍修复从业者。
53岁的张品芳如今是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文献保护修复部主任，也是全国不多见的能独立完成从篆刻到传拓和拓片修复的专家，与古籍已经打了30多年交道。
她所带领的团队则是更年轻的上图“第四代”。其中年龄最小的王欣出生于1995年，是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届硕士毕业生，去年入职上图。
座谈会上，众人为她究竟该算第几代“争”了起来。如果按赵嘉福授业，年轻的王欣似乎与张品芳、邢跃华算得上“平辈”。杨光辉则补充，“品芳主任也帮我们带学生。我们的学生到了上图，也是品芳的学生带。”
“在学校的两年，基本上是学理论知识。要真正上手、独立‘上路’，可能要五年、十年，甚至更长时间。”本科学理，因为对古籍修复的兴趣“改行”的王欣说。
模糊的“第几代”背后，是古籍修复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。赵嘉福说，过去大学里没有古籍修复这个专业，现在很多院校开设了专业，不仅培养本科、硕士研究生，还有博士点。“像中山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北师大、天津师大、辽宁大学、中科院等，现在都动起来了。”
“为什么要设古籍修复的专业硕士乃至博士点？”杨光辉直言，一些中大专院校也有相关人才的培养，“但往往学生并不知道自己修的是什么，很难对自己手里的事业培养起责任和感情。我们希望培养不光会古籍修复，也懂书的人才。”
赵嘉福补充：“从事古籍修复，看不懂文言文不行。上图从顾廷龙馆长时代起，从来就不是单纯培养技术的。最基本的要求是能句读，版本要能搞清楚。”他至今记得当时修复明代《西厢记》，“午休时，我就读《西厢记》，张生跳墙的情节，太有趣了。”
周德明所说的“新生期”，是国家实施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”以来，古籍修复保护日益得到重视。一方面是大量亟待修复的古籍，另一方面是当时全国不足百人的修复力量。作为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代古籍书画修复装裱、碑刻传拓大师，赵嘉福担任起大量教学任务。每次全国碑刻传拓培训班在各地举办，赵嘉福都作为特邀导师。他每年长驻辽宁、重庆两地的古籍修复传习中心，为当地培养古籍修复与碑拓行业的新生力量。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后，赵嘉福成为研究院特聘教授。
6月，国家图书馆成立国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，并在湖北、重庆、上海等6个省、直辖市成立传习所。，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复旦大学传习所揭牌。经过5年学习，传习所第一批学员明天（9日）下午将接受包括赵嘉福在内的专家考核，正式“出师”。
面向社会招生、重视“口传心授”的传习所，与大学本科、研究生教育结合，形成了目前古籍修复人才培养的“两条腿”模式。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已有三届、30多位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硕士毕业生，其中半数进入相关机构。“流失的一半，非常遗憾。有些学生希望留在本地，但本地可能提供不了那么多相关岗位。”杨光辉透露，复旦正在筹备建立“纸质文物修复医院”，希望培养“书籍医生”“艺术品医生”，为全世界的纸质文物和艺术品提供服务。“上海正在构建国际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，修复保护力量加入，是一个很大的支撑。”
“古籍修复不是一家、一个单位的事，而是整个国家和人类文明需要传承的事业。”这是赵嘉福和众多古籍保护从业者的共识。
栏目主编：施晨露
本文作者：施晨露
文字编辑：施晨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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